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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奔马杀犬”几种说法的优劣   

2010-03-05 10:08:26|  分类: 翻译写作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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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此话题,陈望道在《修辞学发凡》中说“由写说者随着意思的轻重,而使言辞有宾主”,不能“凭空抽象”地“判定工拙优劣”,在我看来,可谓定论已成,无须多言了。

我们先看陈望道先生所言:

在我国的论文书中曾经有过好多关于黄犬奔马句法的工拙论。第一个在书上谈起的似乎是沈括(存中)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(十四)》说:

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。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,当时谓之古文。穆张尝同造朝,待旦于东华门外。方论文次,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,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。穆修曰:“马逸,有黄犬遇蹄而毙。”张景曰:“有犬死奔马之下。”时文体新变,二人之语皆拙涩,当时已谓之工,传之至今。

看了这条,可知黄犬奔马句法是当时流传的名句;沈括是因为听了不服才记下来的。而陈善却就以为沈括的句法好过他们。在他所著的《扪虱新话(五)》中说:

文字意同而立语自有工拙。沈存中记穆修、张景二人同造朝。方论文次,适有奔马践死一犬,遂相与各记其事,以较工拙。穆修曰:“马逸,有黄犬遇蹄而毙”张景曰:“有犬死奔马之下。”今较此二语,张当为优。然存中但云“适有奔马践死一犬”,则又浑成矣。

其实张语并不见得优,沈语也不见得怎样浑成:只因张着眼在犬,沈着眼在马,各为一句,穆修着眼在犬马两物,就此记以两句罢了。而《唐宋八家丛话》记载同样的黄犬故事,又说:

欧阳公在翰林日,与同院出游。有奔马毙犬于道,公曰:“试书其事。”同院曰:“有犬卧通衢,逸马蹄而死之。”公曰:“使子修史,万卷未已也。”曰:“内翰以为何如?”曰:“逸马杀犬于道。”

于是一个死犬故事,就有六种句法:

1、有奔马践死一犬。

2、马逸,有黄犬遇蹄而毙。

3、有犬死奔马之下。

4、有奔马毙犬于道。

5、有犬卧通衢,逸马蹄而死之。

6、逸马杀犬于道。

依我看来,这都由于意思有轻重,文辞有宾主之分,所以各人的意见不能齐一;而前人却都沿了存中的观点,以为是什么工拙之别,纷纷在抽象地发挥所谓工拙论,所以终于不得要领――总而言之,有宾主可分时,宾主是须分清的,但分清宾主却须由写说者随着意思的轻重,而使言辞有宾主之分,并非像死犬句法论者模样,凭空抽象地讨论,所能判定工拙优劣的。

一言以蔽之,就是优劣要视作者表达的意思而定,不可“凭空抽象地”判定。

鲁迅先生在《写文章》一篇里谈到这个话题说:

两人的大作,不但拙涩,主旨先就不一,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,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,究竟是着重在马,还是在犬呢?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:“有奔马,践死一犬。”

鲁迅用这做例子是要说明文章既要“做”又不可太“做”。所以他说“高尔基说,大众语是毛胚,加了工的是文学。我想,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。”所以他说沈括的说法“毫不经意”“明白稳当”。

周振甫先生在《周振甫讲古代散文》里分析了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的三种表达法,也就是六种句法中的前三种,详细又有启发性。

第一种说法,“有奔马践死一犬”,也就是沈括的说法。“从奔马写,写明践死一犬,既简又明(周振甫语)”。可能是从修史的角度,言贵简洁。但也难说这就优于其它说法了。它没有描绘出犬的毛色(如句法2),没有言明践死的场所(如句法4、6),也没有说出犬死前的状态(如句法5)。至于说它“提供的信息量不多不少,能切合题旨与情境的需要(李维琦语)”,就要看“写说者意思的轻重”了。若犬的主人打听其犬的情况,被告知“有奔马践死一犬”,想知道事发地点,或者写说者想叙述践死情景,这第一种说法就算不上最好的了。

第二种说法,“马逸,有黄犬遇蹄而毙。先看见马飞奔而来,继而看到黄犬被踩死,也完全妥当。说这句拙涩,是因为“遇蹄而毙”的“遇”字只有“遇见”却无“撞击”之意,和缓之词难以描绘出情景之猛烈。

第三种说法,“有犬死奔马之下”。如果注意力不在马而在犬,这样说也完全可以。当然,这句只说了死因(或死果),“死”这个动词,重在说其结果,至于如何死的,没有描述。它不仅没有“践死”、“蹄而死”的具体,连“毙”“杀”这基本动作也没有。

第四种说法,“有奔马毙犬于道”。这个“毙(獘)”字,有“仆倒”之意,据说“獘本因犬仆制字”,也有“死”之意。如果表达“使犬仆倒而毙命”,这个“毙”倒是极恰当。它比“杀”字更具体形象,比“践”字更多彩。

第五种说法,“有犬卧通衢,逸马蹄而死之。着眼在犬,而且“卧”字描写死前状态,有“忂”描写场所,甚至还有“通”字修饰。这种节奏舒缓的叙说比起“逸马杀犬于道”这种简洁说法来,自有它独特的妙处。“言贵简洁”没错,但那是说删除“可有可无的”枝节,却并不是说把“必有的”也删除,譬如减肥,以苗条为美,却不是要骨瘦如柴。至于何为该有,何为该无,何为该删,何为该留,其标准仍然要看作者想表达什么。

第六种说法,“逸马杀犬于道。简则简矣,但未必最佳。这句中“逸马杀犬”是已知信息,“于道”是新信息,那么,我们可以看出它只是回答了“逸马杀犬”的场所,没有讲“犬”的情况,没有讲“道”的情况,甚至也没有讲如何“杀”。若这是修史标准,欧阳修的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估计三五页而“已”矣。

“践死一犬”、“有黄犬”、“有犬”若译入英语,用不定冠词,而“毙犬于道”或“杀犬于道”则用定冠词,也可以看出已知信息与新信息,分出宾主。“有奔马毙犬于道”以“马”为主,以“犬”为宾;“有犬死奔马之下”,以“犬”为主,以“马”为宾;而在“逸马杀犬于道”中,“马”与“犬”的重要性都降低了,而主要说发生在何处了。还是那句话,此优彼劣不可笼统而论,要看想表达什么意思。“意思有轻重,文辞有宾主”。

陈望道在《修辞学发凡》中,重点在修辞,“奔马杀犬”句法只是一例,点到即止,不曾详细比较,这也正是“意思有轻重”,倘若不惜篇幅地细论起来,那书可能就像人体鼓出一个大包,反倒不得体了。

这就是我在“无须多言”的情况下,又多言几句的原因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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